他建立了“东方剑桥”，却遭受丧妻失子之痛
原创 李建臣 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竺可桢连忙下车迎上前去询问等候多时的孩子们：“妈妈的病怎么样了？竺衡呢，怎么没见他？”女儿竺梅回答：“妈妈的病轻了点，竺衡没了。”竺可桢听了不禁大吃一惊，感觉就像在梦中一样。在归途中，他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学校秘书章诚忘，明明说的是妻儿病已稍好，离开时还活蹦乱跳的竺衡，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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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激起中国人民抗战的怒潮。
浙江大学和全国很多大学一样，学生抗日情绪高涨，举行了很多抗日示威活动。对于这些活动，竺可桢和夫人张侠魂都积极参加并给予鼓励。
竺可桢认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齐心协力抵御外侮的神圣事业，凡是中国人都应当义不容辞地全力参加。只有抗战胜利了，国家、民族才有希望，个人也才有出路。如果国家沦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有个人的幸福?
当时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献棉背心活动，竺可桢下令拨出两间屋子作为缝制场所，并带头捐钱作为制作费。
他的夫人张侠魂多次到现场指导。后来学生会又发起捐献活动，他们夫妇虽然拮据，但依然首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
7月29日，天津沦陷后，日军飞机对南开大学进行了四个小时的集中轰炸，轰炸之后还把军车开进南开大学，把没有炸毁的楼房浇上汽油进行焚烧，南开大学沦为一片废墟，校内重达13000斤的校钟被日军抬走。南开大学由此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所“罹难”的中国高等学府。
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中国军队奋起阻击，抗日战争自北到南全面展开。日军的飞机沿着铁路线进行疯狂空袭，杭州也不能幸免。昔日美丽的西湖胜景生灵涂炭，硝烟弥漫，百姓四处躲避，性命难保，学生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清晨，浙江大学的学生刚刚开始上课，刺耳的空袭警报便划破校园的宁静。从早到晚，师生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宁，每天跑警报占去学生们大量的学习时间。根据竺可桢统计，“浙大9月20日上课至10月30日，六个星期中因警报而不能上课的时间，自晨至晚，平均为16%；最坏为8点至9点，占28%；次之下午2点至3点，为2%。”
因为空袭频繁，不少人急于离开杭州。竺可桢经过审慎考虑，决定把浙江大学迁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以躲避日军空袭，让师生们能安全地学习生活。
经过多次实地考察后，竺可桢决定把一年级新生迁到天目山禅源寺内上课，把附设的高工、高农两校搬往萧山湘湖。11月中旬，他又把二、三、四年级迁到杭州西南约120公里的建德。浙大师生员工从11月11日到13日，以三天时间分三批离开杭州，在夜间登船溯江西行，以免遭到空袭，15日全部到达，19日立即复课。这是学校长途西迁的第一站。
离开杭州之前，竺可桢走遍整个校园，教学楼、实验室、操场、图书馆，每一处都留下了他难舍的身影。想到自己亲自经营的校园昨日还是井井有条，而今却是人去园空，他不禁心痛难忍。他想到了搬迁后可能要面对的所有问题，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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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当浙江大学的师生1000多人将所有能带走的图书、仪器装箱，举校搬迁到距杭州120公里的建德时，战局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
11月5日，日本军队在杭州湾的金山卫登陆，策应上海驻军迁回包围上海。
11月9日，上海陷落。这时，日军已占领东北大部，渐渐向华北、华南逼近，各级政府纷纷往相对安全的地方迁移，老百姓四处逃难。南京的中央政府迁到重庆，浙江省政府也迁到了浙南。
11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宣布省立学校疏散，浙江大学附设的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工)和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农)由此丧失了经费来源，竺可桢只得忍痛遣散这两部分师生。后来浙江大学再也没有附设高工和高农。
与此同时，竺可桢不得不考虑再次迁校，而且要迁得更远一些。像天目山、建德这些地方，用来躲避空袭是可以的，但要想在敌人推进时不被占领，显然不可能。
不过，要像中央大学那样由南京直接迁到重庆，对浙江大学来说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经费。教育部来电指示浙江大学迁往浙南或赣南。竺可桢认为浙南地方偏僻，距离国民政府太远，迁浙南不妥。
这时，竺可桢听说江西泰和有办大学的条件，便亲自前去察看。泰和位于江西省中部偏南，赣江环绕四周。
经过实地考察，竺可桢发现那里的上田村有许多闲置的房屋，只要稍加修葺就可以居住，而且建德到泰和的搬迁距离也是浙江大学的经济能力所能负担的。
当地政府听说浙江大学的学生要前来避战并暂住此地，不仅一口应承下来，而且不要房租。于是，竺可桢决定以江西泰和为第二次迁校的地址。当时泰和的房子还没准备妥当，而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学校正好在放假，房子空着，竺可桢就临时借用作为浙江大学短时落脚的地方。
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千余名流亡师生和家属在建德县城休整补课39天后，又在竺可桢的带领下沿富春江北上，开始了第二次700多公里的冒险大迁徙。
师生和家属分水陆三批，以步行、汽车、驴车和木舟等各种交通方式向集合地，即铁路枢纽江西玉山行进。学校在沿途的兰溪、金华、常山和南昌等地设立了接待站，竺可桢则坐镇玉山指挥。
此时浙江各地因战争混乱不堪，客车已停运好几天，铁路车皮全用于军运。由于船难雇，汽车难找，一路上困难重重。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竺可桢天天奔波于有关单位，商调事宜，直到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有了着落后，他才放下心来。他为浙大师生奋不顾身、日夜操劳的举动，又一次深深地感动了浙大师生，他们对他产生了更加深厚的爱戴之情。
1938年1月20日，“浙江大学远征军团”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江西省的临时办学点吉安。迁到吉安几天后，学校就复课了，师生紧锣密鼓地补齐了从1937年秋季以来落下的课程，并举行期末考试。
对竺可桢个人来说，在吉安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不到18岁的长子竺津执意报考军校，抗战卫国。竺可桢不忍年幼的儿子弃学从戎，但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余亦不能不任希文（即竺津）去，但不禁泪满眶矣。”
1938年2月，吉安中学与乡村师范学校的寒假结束了，泰和的房舍也已准备就绪，在吉安过完春节的浙大师生开始收拾行李，南行40公里，迁往泰和乡间。
在这里，浙江大学的各项事业又逐步走上正轨。当时教育部还嘉奖了浙江大学，因为其巡察后发现浙江大学是所有迁移的大学中，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保持得最好的一所学校。
浙江大学的临时驻地上田村毗邻赣江，赣江多发水灾，当地的防洪堤早已破损，周边老百姓中流传着“三年不遭水灾，母鸡也戴金耳环”的说法。为此，竺可桢与当地政府协商，由浙江大学免费提供设计、施工方面的技术指导，地方准备资金，修筑防洪堤。
在当地群众和浙大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仅仅两个月时间，上田村的赣江沿岸就建起了条长7.5公里的防洪堤。上田村的村民对浙大师生为民服务的行为赞不绝口，直到今日，这条防洪堤还发挥着作用，当地人称之为“浙大堤”。
在泰和的半年期间，竺可桢不仅带领浙大师生为当地人民兴修水利，还兴办了沙村垦殖场和澄江学校。
当时泰和有不少荒地，有些从江苏、浙江逃难来的流民缺乏谋生手段。为解决这两个问题，竺可桢提出办垦殖场，得到了江西省政府的支持，遂在沙村一带选了600亩土地兴办垦殖场，招收难民来垦荒、种植和养殖。
在兴办垦殖场的同时，竺可桢发现吉安、泰和一带农村衰败萧条为使当地能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他专门指派在垦殖场工作的两名助教进行农村调查。
竺可桢又看到当地小学师资缺乏、设备不良，便建议浙江大学和地方合办一所学校，命名为澄江学校。
1938年7月初，当浙江大学在江西泰和的教学、科研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战火又烧到了江西北部。竺可桢不得不准备再次迁校。关于迁校问题，可械征询过教育部的意见迁往贵州，但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再加上学校经费不足，他考虑再三，决定迁往广西宜山(今广西河池市宜州区)。
当时有不少单位都迁到了宜山。打定主意后，竺可桢又开始结合战况研究地图，并马上动身去寻找新的校址。这次，他从湖南到广西，历尽艰辛，辗转奔波近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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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23日，一封发自江西泰和的电报送到了远在桂林的竺可桢手中。此时，迁到泰和办学五个月的浙江大学已获教育部批准，迁往广西。竺可桢和理学院院长胡刚复一起，正准备前往宜山实地考察。
竺可桢从电报中得知妻子张侠魂患痢疾未愈，催他速回。他原以为是自己离校日久，学校借故叫他回去，完全没想到妻子已病危。
第二天上午，竺可桢告别胡刚复，从衡阳、茶陵、吉安辗转近800公里，于7月25日傍晚赶回泰和。
竺可桢坐车刚来到上田村的赣江“浙大堤”，远远便看见沉沉的暮霭中有两个小小的身影在向自己跑来。原来，自从妈妈病重后，女儿竺梅、竺安每天都在这里等候父亲归来。
竺可桢连忙下车迎上前去询问等候多时的孩子们：“妈妈的病怎么样了？竺衡呢，怎么没见他？”女儿竺梅回答：“妈妈的病轻了点，竺衡没了。”竺可桢听了不禁大吃一惊，感觉就像在梦中一样。在归途中，他遇到了前来迎接他的学校秘书章诚忘，明明说的是妻儿病已稍好，离开时还活蹦乱跳的竺衡，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原来，当地医疗条件相当落后，竺衡患痢疾后得不到及时救治，在一个星期前便去世了。竺衡性情温和、聪慧好学，不仅性格很像竺可桢，连长相也酷似父亲。这一年，他才14岁。
竺可桢悲痛欲绝，一阵剧烈的眩晕使他几乎站立不住，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做了一个噩梦。此时此刻，他想到多年前自己也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现在连儿子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赶回来，恨自己不是个称职的父亲。
他和孩子们匆忙赶回家中，看到妻子张侠魂卧病在床，不能起身，心中又是一阵绞痛。看到妻子消瘦蜡黄的脸色，他不忍也不敢告诉她衡儿去世的消息，张侠魂已经患了半个月痢疾，身体十分虚弱。她见到竺可桢后，泪流满面，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过了很久，她才缓缓说了一句：“你再回来得晚些，恐怕我们就见不着了。”竺可桢和在场其他人无不落泪。
之后几天，竺可桢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顶着巨大的悲伤和焦虑，四处寻医问药，日夜守候在妻子身边。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在他回来的第四天，张侠魂的病由痢疾、肺炎并发褥疮转为败血症。
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心率达到每分钟140次，身上的褥疮溃破，脸上起了水泡，眼睛都睁不开来。她流着泪，轻轻握住竺可桢的手，似乎还有万语千言没有向丈夫吐露。竺可桢感受到她越来越弱的脉搏，连连轻声呼唤她的名字，但她很快就昏迷不醒了。
1938年8月3日上午，张侠魂永远停止了呼吸，离开了竺可桢和可爱的孩子们。此时，长子竺津在军校上学，战争期间军校学生不能随便离开学校，所以母亲去世他未能回家。
短短半个月，竺可桢失妻丧子，遭受双重打击，但他告诉自己，不能倒下去，还有孩子需要他照顾，浙大师生也在等着他。他强忍内心的悲痛，为妻子检点入殓的衣服。在柜子里，他看到妻子一个月前写的文章，那是为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而写的。多么熟悉的笔迹，多么动人的文字！他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始终不愿相信这个噩耗。
他到处为妻子找坟地，路过华阳书院，他想起自己不久前还和妻子在这里漫步，如今却阴阳相隔、物是人非！多年来，张侠魂最喜欢的就是常年佩戴的那块手表和那支自来水笔，在入殓时，他把它们放入棺中，那是他在美国波士顿为妻子买的礼物。
8月10日，在江西泰和上田村的萧氏宗祠内，浙大师生为张侠魂举行了追悼会，由浙江大学教务长郑晓沧教授主祭、致悼词。
张侠魂是湖南湘乡人，毕业于上海女校。在姐姐张墨君的介绍下，与留美归国的竺可桢相识相爱，并结为连理。
竺可桢临危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重建浙大，背后离不开张侠魂的鼓励与支持。抗战爆发后，竺可桢顶着各种压力，率领师生一路西迁，张侠魂和四个孩子随着竺可桢一起流亡。
在西迁过程中，作为校长夫人，张侠魂可以说是大家的良师益友，经常发动女学生和家属在后方支援抗战，不管谁有困难，她总是想办法帮助解决。可以说，她是竺可桢工作生活中紧密相依的贤内助。
“七七”事变一周年时，她还专门写了一篇纪念文章登在当地报纸上。如今再看这篇文章，她的语气、神态宛在眼前，而斯人已逝，谁能不心伤呢？
参加追悼会的师生们看到他们敬重的校长竺可桢悲痛憔悴的面容，都深感悲痛，全场呜咽。
料理完丧事后，竺可桢安顿好家人后便又开始为学校西迁而奔走。
1938年8月中旬，浙江大学浩浩荡荡的迁移队伍又出发了。由于路途遥远，物资、人员众多，不得不分批进行。学校的图书、仪器及大件行李走水路，师生员工及随身行李走陆路。
临出发前，竺可桢带着孩子们来到张侠魂的墓前，让他们和母亲告别。他和孩子们静静地伫立在墓前，神情凄怆，久久不愿离去。孩子们用松柏和野花编扎了小花圈献给母亲，夕阳下，他们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想到十几年与妻子同甘共苦的生活，竺可桢在日记里写下了一首诗：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从中可以看出竺可桢对妻子用情之深。此后每年8月3日，竺可桢都会设家祭纪念张侠魂，十几年后依然如此。
原标题：《他建立了“东方剑桥”，却遭受丧妻失子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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