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新闻价值”：一个新闻学中层理论的构建与创新
第一是探讨新闻研究中的理论化工作有重要意义。新闻研究具有强烈的多学科性，这一特点体现在大量外来理论被“拿来主义”式地引入进来。本文认为，理论的重要性不单单是拓展理论的种类和数量，还在于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即理论化的具体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研究者为该理论的成型做出了哪些工作。
第二是分析新闻价值的理论化具有典范意义。新闻研究大量引进了来自其他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这种做法当然也称得上是一种理论贡献，但其主要的理论化工作已在别的学科内完成，来自新闻学科的贡献相对有限。而新闻价值理论则是一个内生理论，它讨论的问题来源于日常的新闻实践，尽管理论起点出自别的学科，但随后的理论建构、发展和使用主要在新闻学术界。它形成于传统媒体时期，却在数字新闻时代保有继续创新和发展的可能性，分析它的理论化轨迹可以为新闻学界推动理论创新提供一些参考。
因此，本文从理论化的角度对新闻价值理论过去50多年的发展进行细致讨论，厘清这样一个行业用语发展为分析概念的轨迹，讨论它如何成为一个中层理论的过程，由此揭示它为何重要以及为何依然重要。具体来说，本文将围绕下列三个问题展开讨论：首先， 新闻价值如何从业界讨论的话题变成一个学术探究的问题？其次， 新闻价值是如何被理论化的？学者们一方面通过对新闻文本的分析，提炼出文本所反映的新闻价值列表；另一方面通过访谈和参与观察等方式，深入新闻生产的具体过程，着重发掘塑造新闻价值的“后台”因素。这些研究做出了哪些发现，又是如何帮助我们通过新闻价值这一透镜来理解新闻是什么这一元问题的。最后， 新闻价值理论在当代发生了哪些变化？进入数字时代后，新闻价值并没有成为一个被抛弃的理论概念，而是得到了继续发展，势必会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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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用语到分析概念
新闻价值是一套决定新闻被选择或排除的标准，记者在日常新闻生产中运用这套标准进行新闻的判断、选择、生产和呈现。它首先来源于新闻记者在实践中的经验总结，经由教科书、教师、培训等途径传播开来，逐渐被记者们所内化，作为一种“默会知识”运用在新闻生产中。新闻价值是历史建构的产物，有些一直保持稳定沿用至今，有些则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又不断有一些新的被加入进来。从19世纪末到1987年，不同的美国新闻教科书上曾罗列了125个互不关联的新闻价值。在19世纪末的新闻教科书里，新闻价值很大程度上还是模糊的表述，20世纪初期才有所明确。早期的新闻教科书主要是写给记者或发行人看的，“教科书中的新闻价值类型在可观察的新闻实践和期盼中的新闻实践之间建立了桥梁”。当新闻教科书的对象转向大学生时，他们通过学习教材在大学课堂上初步完成了新闻价值的社会化过程。
新闻价值长期作为新闻界的行业用语而存在，不同时期的新闻教科书记录了那些曾被记者们践行过的新闻价值标准，但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过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如何作用于记者等关键问题。一些学者认为沃尔特·李普曼是最早把新闻价值纳入严肃的学术分析的人，他在1922年的《舆论》一书中就试图解释为何记者报道有些事件而忽略了另一些，只是并没有提出一个成形的理论。在把新闻价值从行业用语发展为学术概念的过程中，1965年加尔通(Johan Galtung)和鲁格(Mari Holmboe Ruge)对新闻因素的考察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篇论文被公认为从学术角度来考察新闻价值的起点，开启了“一个丰富的关于新闻价值观念的学术讨论的传统”。新闻价值涉及到对新闻的判断、选择、把关等生产过程，因此这篇论文也被认为是这个领域里最有影响力的经典文献之一。
这两位来自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Oslo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的学者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国外事件如何成为或未能成为挪威报纸上的国外新闻。他们提出了12个在新闻选择中“似乎特别重要”的因素予以分析，具体包括频度、临界点、无歧义、有意义、一致性、出乎意料度、持续性、构成、和精英国家有关、和精英人群有关、和个人有关、和负面事物有关。其中前8个是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后4个则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体。基于这些因素，作者进一步提出三个假设：“事件越满足上述标准，越有可能被选定为新闻；一条新闻一旦被选中，使它具有新闻价值的因素就会被凸显出来；在从事件到读者的链条上，选择和歪曲的过程会发生在所有环节中。”
这篇论文原本是提交给1963年第一届北欧和平会议的论文，两年后刊发于《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当期杂志除了这篇题为《国外新闻的结构》的论文外，另有一篇奥斯特加德(Einar stgaard)撰写的《影响新闻流通的因素》讨论了相近的主题。两篇论文构成了一组小的专题，当期的编辑正是加尔通本人。他们都没有使用新闻价值这个词，而是使用了新闻因素。不过，后世学者在梳理新闻价值的学术脉络时，通常只是把加尔通和鲁格的论文列为这个领域的起点，奥斯特加德的论文已经很少被提及，以致于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遗憾，因为奥斯特加德“提出了新闻生产中一个更为基本的关系”。两篇论文在研究设计上的差异可能是带来这种不同待遇的主要原因，奥斯特加德主要是基于文献做理论上的讨论，而加尔通和鲁格的论文则用实证研究的方式验证他们提出的假设。事实上，加尔通和鲁格在论文一开始就强调两篇论文具有相近的问题意识，只是用不同方式予以了回答。
自从发表后，许多学者对这篇论文进行了批评、重访、验证等工作，得出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互冲突之处。一项研究能够引发大量后续讨论恰恰从侧面体现了该论文的经典之处。经过一个延续几十年的经典化过程(process of canonization)，这篇论文已经成为讨论新闻价值、把关、判断等领域的核心文献之一。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兴起对新闻生产过程的探讨，在这个泽利泽(Barbie Zelizer)称之为新闻社会学的早期阶段里，最早出现的就是对把关、社会控制、选择性过程的研究。加尔通和鲁格的研究被放在这个学术脉络里，代表的是新闻因素研究的欧洲传统。这篇论文虽然以英文发表，但尚未被当时的美国学界所广泛知晓，反而是激发了一些德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了两次高潮。因此，所谓的欧洲传统主要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为主。在获得众多赞誉的同时，学者们也对这篇论文提出了不少质疑，从方法论、概念、内容等不一而足。如认为两人的研究只讨论了国际性的危机事件，忽略了那些常规性的国内新闻；他们研究的是对事件的报道而非事件本身，因此不足以全面地理解新闻选择的标准；对新闻价值的强调掩盖了更重要的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影响，它既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客观中立的等等。
经典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在理论或方法上或许不是最先进的，但显示了研究的想象力。”加尔通和鲁格的研究“想象力”不仅体现在把一种具体的新闻实践上升到理论思考的层面，还在于把理论化思维贯彻到研究过程中。首先，两位作者的核心问题是讨论“事件”(events)如何变成“新闻”(news)，也就是说事件应该具有哪些特质才能进入报纸的报道视野。其次，这一问题意识也决定了作者对研究案例的选择，他们挑选了1960年代发生在刚果、古巴和塞浦路斯的三起危机事件。最后，这篇论文在写作中就体现出非常强烈的理论化意识，作者以提出隐喻和假设的方式构造理论，用“广播传输”来比喻新闻选择的过程，隐喻的含义又通过一系列假设来体现。所以，他们在文末也特别强调，这些新闻因素是基于推理而假设出来的，仍需要得到经验材料的验证，只是很多后续研究忘却了这一点，将新闻因素当作已经确定无疑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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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价值的类型与建构
加尔通和鲁格的研究使得新闻价值这一编辑室内的常规动作具有了理论意涵，成为研究新闻的选择、判断、把关、决策等后台知识的一条有效路径，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文献。新闻价值的过往研究体现出两种取向：一种着眼于事件或行动者显在的新闻价值，解释新闻故事为何被选择；另一种重点考察影响新闻选择的组织、文化、经济等因素。这两种路径解决的是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有所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类型的问题，即新闻价值到底包含了哪些具体的标准；另一个是建构的问题，即新闻价值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体现在具体研究中，前者较常以内容分析的方式展开研究，后者侧重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获取经验材料。
在第一种路径中，哈卡普(Tony Harcup)和奥尼尔(Deirdre O’Neill)的两项“重访”式研究具有代表性。2001年，他们基于对英国报纸的分析，提出了他们的新闻价值列表，包括权力精英、名流、娱乐、意外、坏消息、好消息、重要性、相关性、跟进、报纸议程。其中的新闻价值标准有一些延续了1965年研究确立的类型，也有一些新的补充。在研究设计上，这篇论文将分析的新闻报道从国际事件扩展到国内事件、话题和其它新闻的报道，重点在分析那些已经发表的报道进而讨论什么影响或不影响对它们的选择。此项研究还处于大众媒体的时代，在16年后的后续研究中，两位作者对上述条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更新，提出了一套当代新闻价值标准，具体包括独家性、坏新闻、冲突、意外、视听性、可分享性、娱乐、戏剧性、跟进、权力精英、相关性、幅度、名流、好新闻、新闻组织议程。
学者们热衷于提出各自的新闻价值分类。比如戈尔丁(Peter Golding)和艾利奥特(Philip Elliott)依据受众、可及性和适宜性罗列了新闻价值的11条标准，包括戏剧性、视觉吸引力、娱乐、重要性、规模、接近性、简洁性、负面性、新鲜度、精英、个性。除了这种对新闻价值进行列表式分析的方法，还有些学者会集中对某些特定的新闻价值标准进行讨论。这些基于新闻文本的新闻价值研究呈现的是一个静态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新闻从业者所理解的新闻是什么、什么样的新闻更容易出现在媒体上。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就会认为新闻是由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判断所形塑的。事实上，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则是，在其背后新闻从业者究竟是基于何种因素做出判断的。这正是第二种理论化路径试图回答的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新闻社会学家们就利用他们自己的从业经验或在新闻编辑室的观察所得，揭示在新闻价值背后的判断和决策过程究竟是如何做出的。
谈论新闻价值是新闻编辑室内经常进行的活动，这为通过田野观察研究新闻价值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莱斯特(Marilyn Lester)采用的就是这一研究思路，她强调的是，“无论该事件的内在结构可能是什么样的，它们能够具有新闻价值是因为在社会和情境层面都被安排好了。新闻价值的生成是一个反思性的过程：关于新闻价值的描述为事情赋予意义，使其成为事件或故事；对发生的事情、事件和故事的描述，阐述了新闻价值描述的含义；前面两项显示了新闻工作者完成其工作时使用的专业和合理的方法。”这种看法并不强调事件本身的性质如何，而是看重社会和情境为其赋予新闻价值的能力。
赫伯特·甘斯在分析新闻故事的适宜性考量因素时指出，其中的实质性考量便“用于判断故事内容和消息来源所提供的信息的新闻价值”。他重点讨论了故事的重要性和趣味性两种新闻价值在国内新闻中的体现，前者包括在政府及其他等级制中的位置、于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影响、对大量的人有影响、对过去与未来的显著性，“满足了其中任何一条，新闻故事即具备了重要性，如果同时满足其他条件，其重要性则有所增益”；后者包括人物故事、角色翻转、人情味故事、曝露式的秘闻、英雄故事、“让人惊呼”的故事。如果说，重要故事是“必需品”，那么，趣味故事则是对它的平衡和补充。与基于文本的分析不同，甘斯虽然只讨论了少数的新闻价值，但始终基于新闻生产的实际考虑而强调它的多变性、权宜性、操作性。
总体而言，这些研究都是在新闻研究和传播研究的框架下对新闻价值做出的分析。两类研究的重要性在于，不仅告诉人们新闻机构基于哪些标准选择报道了特定新闻，还着重解释了形塑它们的组织和文化因素。相对而言，前一类研究会更容易被挑战和更新，因为新闻价值是相对和流动的，此处适用的新闻价值标准未必可用于别处，此时流行的新闻价值有可能在未来就会被抛弃。而后一类研究受限于它们具有的“新闻室中心主义”，对影响新闻价值的外部因素的考察其实是不全面的，除了作为生产主体的新闻组织，新闻的分发和消费主体也在影响着新闻价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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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研究
进入数字时代后，随着新闻生态的变化，新闻价值本身出现了很多变化，也促使对它的研究表现出很多不同以往的特点。正是由于对新闻的判断和选择涉及新闻生产的核心地带，新闻价值才成为一个被持续跟进的研究领域，在数字时代依然有成为分析概念和研究方法的价值。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的涌现，使得新闻价值这一形成于大众媒体时代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反而进入了更为蓬勃的发展阶段。这些研究主要在下列四个方面有所推进：
第一，发掘新的新闻价值。鉴于新闻价值具有的相对性特点，可能会随着时间流转而不断出现新的新闻价值。最近几年，一些研究特别重视寻找新的新闻价值。这些新闻价值有些是过往新闻因素在新时代的变化，例如建设性。在传统新闻价值里，正面或积极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兴起的建设性新闻，则更强调报道要有助于对问题的解决。有些则是随着媒介生态的变化涌现出来的新的新闻价值标准，帕克斯(Perry Parks)就提倡将喜悦(joy)确立为一种新的新闻价值，呼应的是情感在数字新闻业日益受到重视的趋势；还有学者引入了一种新的新闻因素“公众反应”(public response)，它是受众注意力指标被新闻业广泛应用的产物。就研究本身而言，这是一种比较理性的研究策略，既然无法穷尽式地建立一个系统的新闻价值标准或新闻因素，不如对某些特定的新闻价值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除了发掘那些新的新闻价值，一些经典的新闻价值是如何形成的也是值得讨论的话题，例如帕克斯基于新闻教科书的内容分析来探讨负面性(negativity)这一经典的新闻价值如何被自然化、分析“最先”(The First)作为新闻价值对性别和种族刻板印象的影响。这些研究处理的还是比较总体的新闻类型，实际上很多特定类型的新闻报道遵行的新闻价值标准并不一致。近年来的一些研究选取了某些特定类型的新闻报道如精神健康新闻、旅游新闻等，发现确实存在不一样的新闻价值标准。
第二，扩大对新闻决策主体的研究。由于新闻场域的整体变化，不仅是新闻机构和记者需要独立地做出报道何种新闻的判断，平台、用户等新的新闻行动者在分发、消费新闻时的表现也会作用于新闻机构的新闻决策。因此，一些学者开始探索新闻的可分享性(shareability)或可分享价值(shareworthiness)，这种技术能给新闻工作带来很大便利，比如随着受众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成为常态，新闻是否具有分享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而通过技术手段了解受众的阅读行为则有助于新闻机构制作更具分享性的新闻。也有研究讨论受众监测数据产生的影响，掀起了对新闻价值研究中受众的重视。尽管也有学者指出，受众从未在新闻价值研究中消失过，但由于受众在当前的数字媒体环境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必须“重新思考新闻业的受众转向对新闻和新闻价值概念的影响程度和方式”。那些阅读量较大的报道意味着得到了更多受众的点击，这种直接的反馈会影响后续新闻的选择。这些研究讨论的是社交媒体、受众的特性对新闻价值的影响，但依然把落脚点放在新闻机构和记者身上，而对平台、用户本身形成了怎样的新闻价值标准还有待深入分析。
第三，探索新的研究方法。长期以来，内容分析和田野观察是探讨新闻价值因素的两种主要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语言学者一直致力于探索将话语分析的方法运用于对新闻价值的研究，他们延续了对早期新闻价值研究忽略意识形态本质的批评，从语言学的角度做出了相当深入的探索。之前的语言学者也曾浮光掠影地讨论过新闻价值的问题，但由于对这个来源于新闻学科的概念不甚熟悉，缺乏对它的质疑和探讨；要么并不认为新闻价值与语言分析有关，再加上缺少可用的语言学分析框架，导致语言学者对新闻价值问题的漠视。而现在一些语言学者强调了新闻价值的话语本质，认为“新闻价值可以被看作是通过话语建构的，新闻价值变成一种文本质量的体现。因此，行动者、事件和议题具有的新闻价值存在于话语中并通过话语建构”。这些语言学者甚至认为话语路径构成了新闻价值研究中认知、物质之后的第三种路径，并提出一种“话语性新闻价值分析”(discursive news values analysis)的方法。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基于计算机基础的文本分析、词共现的可视化等数字技术在新闻价值的话语分析中的运用。
第四，加强对新闻价值的比较研究。过去许多研究已经发现，不同媒介重视的新闻价值会有所不同，比如电视媒体会更重视视觉方面的因素。不过既有研究仍缺乏对不同类型的新闻机构对于新闻价值的差异性运用，因此，有学者分析了大众报、质报、财经报纸和区域报纸四种报纸在经济报道方面存在的新闻价值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大众和区域报纸特别依赖于人格化、负面性和地理上的接近性等新闻因素。相反，高质量的报纸采用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新闻因素模式，而财经类报纸在其报道中一直较少依赖新闻因素。在数字化环境下，不同形态的媒体既存在很大的差异，也有可能在某些特定的新闻价值上达成共识。一项对不同形态的媒体的比较研究发现，数字原生媒体和传统媒体相对于另类媒体更愿意使用影响力(impact)作为新闻价值，而另类媒体比数字原生媒体更多使用显著性(prominence)这一新闻价值。除了这些不同形态的媒体，不同国家新闻价值观的差异也是有待加强的方向。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对北美、西欧、北欧等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业所实践的新闻价值，较少对非西方国家的新闻业的新闻价值标准进行扎实的经验研究。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将目光投向了北美和欧洲之外的国家，已经揭示出了不少有意思的发现。与之相比，更为缺乏的是对不同新闻体制和文化下的新闻价值观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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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新闻价值是一个新闻学内生的理论，所谓内生是指它讨论的问题来源于新闻实践，使用的概念也来自新闻实践。作为一个由记者率先使用的行业术语，它本质上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加尔通和鲁格的经典研究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一概念，转而使用新闻因素来考察影响事件成为新闻的判断标准，他们试图以此构建起一个分析新闻价值的理论模型。在此后的研究里，新闻价值和新闻因素有时会被学者们不加区分地交替使用，但实际具有一定的差异。有学者认为，新闻因素是指新闻故事的质量（例如是否存在人物化、争议性或负面性），而新闻价值则是对这些因素重要性的新闻评估。也有学者则认为，新闻因素是指向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的结构，它们是新闻价值的指标。不过总体而言，新闻价值被使用得更为广泛一些，这可能是新闻学者们特意做出的选择，将一个新闻工作中的术语转变成一个分析概念。
本文从理论化的角度对新闻价值研究进行了一个相对系统的梳理，因此关注点不在于这些既有研究具体做出了怎样的结论，而是看学者们究竟是如何研究新闻价值的。不同研究已经表明，新闻价值会因为时间、地方、媒介形态、政经环境等因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甚至在技术的介入下会发生更多的变化。因此，在可见的未来，新闻价值仍将是一个可能产出丰富成果的学术主题。如何使其成为一个更加具有解释力的中层理论应是未来的理论化工作的重点。与此同时，就本质而言，新闻价值也是一个规范性理论，它是对何种内容应被包含在新闻里的规范性期待，但既有研究对这一面向的重视还不够。因此，新闻价值的理论化依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019AZD046）的阶段性成果]
（白红义：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原文刊载于《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11期，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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